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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劳役制庄园经济的发展

发布时间:2016-11-03点击:

    劳役制庄园经济的发展
 
    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贵族的劳役制庄园经济在维斯瓦河流域、布格河流域、涅曼河流域、德维纳河流域各产粮区(东波莫瑞、伊诺弗罗茨瓦夫、布列斯特一库雅维、波洛次克、腊瓦一玛佐夫舍、温奇察、卡利什、谢拉兹、散多梅希、卢布林、克拉科夫、波德拉谢、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赫尔姆、沃伦西部和白俄罗斯西北部)获得了充分发展。大批粮食、木材、毛皮、灰、蜡、亚麻、大麻等农林产品源源不断地经由格但斯克、哥尼斯堡和里加等波罗的海港口运往西欧各国。封建主还力图在远离河流或土壤贫瘠的白俄罗斯东南部、沃伦、波多利亚和南部山区建立庄园。他们在那里饲养牲畜或生产供酿酒用的粮食。
 
    发展最快的是中等贵族的劳役制庄园经济。发展较慢的是教俗大封建主的庄园经济,他们不像中等贵族那样亲自经营庄园生产,而是依靠行政管理人员来经营生产。发展最慢的是国有庄园。
 
    这时期贵族庄园的规模已比1世纪前要大得多,一般庄园的耕地达到100至200公顷,个别超过500公顷。小贵族的庄园只有50公顷的耕地。扩大贵族庄园的主要途径是驱赶农民。大批农民从土地肥沃、交通方便的地区被赶走,被迫转移到偏僻和土地贫瘠的地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贵族有时还通过兼并公有的草场和牧地来扩大庄园的面积。由于庄园的扩大,贵族深感劳动力的不足,除了使用农民的劳役外,还不得不雇用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如长工、季节工和日工)进行生产。在东波莫瑞,贵族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使用农民的劳役渐渐减少。在16世纪到17世纪初,贵族的劳役制庄园经济已经成为封建制波兰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只有南部喀尔巴阡山区和东北部库尔皮奥夫等森林地带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若干地区还保持着代役租经济。
 
    劳役制庄园经济的发展在波兰本部和立陶宛一白俄罗斯一乌克兰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在波兰本部,中等贵族的庄园(以一个村庄组成一个庄园为主)占有优势,而在立陶宛一白俄罗斯一乌克兰,则出现了大贵族的大地产。例如:在大波兰,中等贵族的庄园占有80%的土地,最大的贵族也只拥有30多个村庄;在小波兰,中等贵族的庄园占有76%的土地,8家大贵族各有20多个村庄;而在立陶宛一白俄罗斯一乌克兰,中等贵族的庄园都由3至5个村庄组成,一般大贵族都拥有50多个村庄,奥斯特罗格斯基、查尔托雷斯基等少数几家大贵族占有60%的沃伦土地。大贵族的大地产在土地肥沃的乌克兰发展得特别快。他们利用在政府中担任的军政要职和国王的赏赐,蜂拥来到乌克兰,抢占土地,建立庄园。其中最著名的有扎莫伊斯基、卡利诺夫斯基、波托茨基、科涅茨波尔斯基以及波兰化的乌克兰大贵族奥斯特罗格斯基、扎斯瓦夫斯基、维希涅夫斯基等。杨·扎莫伊斯基原来是只有几个村庄的中等贵族,由于他担任军队统领和宰相职务而迅速上升为全国少有的大贵族,拥有11座城市和200多个村庄,庄园面积达6445平方公里。瓦西里·奥斯特罗格斯基公爵拥有100座城市和1300个村庄,年收入达120万兹罗提,超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大贵族大地产的发展,在波兰共和国境内形成了“国中国”。
 
    大贵族雇佣小贵族管理庄园,建立私人的军队和法庭,经常与国王和全国议会分庭抗礼。他们通过收买小贵族控制地方议会,影响全国政治,进一步削弱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对波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随着贵族庄园的扩大,农民的土地不断缩小,拥有1畹或1畹以上土地的农户日益减少,而只有1/2甚至1/4畹土地的农户则渐渐增多。出现了许多缺少土地(不到1/4畹)和无地的农户。17世纪上半期,上述农民占农村人口的1/3。贫苦农民为了维持生活,除了服劳役外不得不外出当长工或短工。农民的贫困化,使他们无力改良生产工具,并使他们的牲畜头数不断减少,由此引起了农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民的贫困化还使农民的购买力不断降低,渐渐失去了同城市的联系,导致了城市手工业生产的衰落。
 
    随着贵族庄园的扩大,封建主对农民的压迫也不断加强。农村自治成为贵族庄园的辅助机构和压迫农民的工具。农民经常被罚款和鞭笞,致残致死者屡见不鲜。农民遭受封建主的压迫无处申诉。他们反抗封建主压迫的主要形式是逃亡。一些不堪封建压迫的农民,纷纷从中部逃到南部山区和国境以外的西里西亚。他们还以拒绝服劳役和怠工等形式反抗封建主的压迫。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起义。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在波兰本部,起义的规模比较小,组织性比较差,所以比较容易被贵族镇压。17世纪前半期,在南部的波德哈莱爆发了农民反抗新塔尔克省省长米柯瓦伊·科莫罗夫斯基统治的起义,起义延续了近10年(1624-1633),最后被政府军队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