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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为何能统一六国 秦始皇生逢乱世风起云涌

发布时间:2016-10-05点击:

    秦始皇身世成谜,迄今历史学家仍争论不休;他,雄才大咯,横扫六合,驭使天下臣民如役狗;他功勋盖天,开山创制,为万世法;他,焚书坑儒,法酷役重,修长城,建阿房,创盛极一时的大秦王朝,又为秦帝国的灭亡种下了祸根,仅传二世而亡。他,就是彪炳史册的千古一帝——秦始皇。
 
    赢政为不世雄霸之主,生性残暴,但却能克制本性,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为千秋大业着想,卑恭谦逊,豁达大度以延揽人才,又纳谏如流,知错就改,终于结束八百年之纷乱割据,富有四海。其成功奥秘一言难尽……秦始皇能够实现统一,绝不仅是“续六世之余烈”,而是秦国历代君王的追求,是他们代代奋斗的“余烈”的积成。这种追求和“余烈”起始于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奠基于战国巾期的秦孝公,成熟于战国晚期的昭襄王。秦国发展壮大最为显著的,是在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这四个历史时期。
 
秦始皇
 
    生逢乱世风起云涌
 
    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战国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统一与分裂,兼并与反兼并(割据)的斗争。由此而产生的“战乱纷争”、“变法革新”、“百家争鸣”,构成了战国时代的三大特征。这是我国占代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如同三匹骏马,共同拉着历史车轮,沿着新铺设的封建制轨道,向着全国统一的伟大目标飞驰前进!
 
    战争,这个人世间的怪物,毁灭r地球上无数生灵和财富。然而,也正是它,“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战争的这种两重性,在我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体现得非常明显,非常生动!
 
    公元前481年一前222年,是我国继春秋之后出现的战国时代,是从女隶制进入封建制社会经济、政治大变动的年代,也是从诸侯割据趋向统一的历史演进时期。它与古希腊奴隶社会的马其顿亚历山大称霸,大体处于同一历史时期。
 
    春秋末,原属周王朝分封的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小国,经过“强侵弱,众暴寡”(《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各章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引自该篇)的兼并战争,至战国初,逐渐实现了局部地区的统一,形成了秦、齐、楚、魏、韩、赵、燕七个主要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七雄割据,争战更烈。为了夺城略地,争霸称雄,彼此相互攻伐,混战不息。今日“合众弱以攻一强”(合纵);明天“事一强以攻众弱”(连横)(《韩非子,五蠹》)。列国间忽而罢兵和好,忽而背盟相杀。那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孟子,离娄》)的战乱危难之年;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的渡诡云谲之世。
 
    战国七雄的总人口约二千万,兵员总额竟超过五百万,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交战规模由几万增至十几万到几十万。战争持续时间,由数天延至数月,甚至连年攻战。战争方式由单一的车阵冲击战,发展成多兵种的车、骑、步混合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二百六十年间,大小战争多达三百余次。“七雄交战,所损士卒当二百万有奇矣”。所以说,战国历史,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争战史,是军人和策士用肉体与智慧写成的。史称这一时期为“战国”,名副其实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选集》第3卷第56页)。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扩张领土、称霸中原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政治斗争无不产生于经济的运动和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战争,既是经济运动的产物,又是争夺经济利益的手段。
 
    春秋中叶,铁器开始运用,继而出现了牛耕。至战国中期,已经普遍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农业生产发展到新的水平。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相应有了发展,金属货币应运析生择济贸易出现了“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史记.货殖列传》)的话跃景象,城市商品交换的发展,使不同地区在经济上互相联系日益密切。
 
    经济的飞跃发展,为政}弁上要求实现更大范剧的统一,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客观需簦;同时,也促使各国登上政治舞台,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争夺社会财富而相互厮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处于两种经济形态交替的历史关头,各种矛盾异常激烈复杂。由于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存在利害冲突,围与困之间便产生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斗争,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愈演愈烈,随着争战双方自身条件的变更,对立逐渐转化成统一,从而加速了强吞弱、大并小的进程:如果说,春秋时期的争夺打乱r名存实亡的周王朝的一统天下;那末,战目时期的兼并战争,则孕育着新的封建社会的更高统一。所以,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说,分裂割据引起的兼并战争,客观上将成为走向全目统一的推进器。


 
秦始皇
    “春秋无义战”,战国然。“诸侯之宝二: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争战各方无非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以求在战争中获取霸主的地位,避而实现统天下的最高欲望。谁要达此目的,谁必须具有国富兵强的实力,这是保证兼井战争获胜的决定条件。
 
    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一方诸侯之长),力攻争强,胜者为右”(《战同策,序》)的情势下,各国封建统治集团,一面要制服国内奴隶主贵族的顽强反抗;另一方面要在战场上打败敌国保存自己。面对这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战乱“急世”(《韩非子,丘蠹》),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为了富国强兵,他们分别采取了一条共同的治国方略,即战国中期相继掀起的变法革新热潮。所谓变法,就是用地主阶级的“法”,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以“法治”取代“礼治”;革新,就是通过废除“古礼”,改变不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各国变法的著名代表有:魏文侯时的李悝,齐威王时的郜忌,楚悼f时的吴起,韩昭侯时的申不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秦孝公时的商鞅.由于各日封建统治势力强弱不等,领导变法的决心和措施有别,对变法人才的重视和使崩不J司,致使实施变法的广度和深度差别很大,变法的成效也大不一样。
 
    通过变法,政治上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种种特权,废除T世卿世禄制,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理》)的原则,对封建国家有功之才能享受禄位:这就确证r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开辟了道路,经济上推行“尽地力之教”
 
    (力求种好地)和“重农抑商”(《汉书·食货志》)的政繁,确立了小农个体经济,为建立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军事E改革旧军制,实行征兵制度,确立了封建社会制度,增强r国力,推动了发展,宣告了地土阶级彻底战胜了奴隶主阶级所以说,战国时期的变法革新,“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化运动”,是兴围强兵的必由之路:历史证明:变则强,不变则弱;变则存,不变则亡。
 
    一定的经济基础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带来意识形态的更新和解放。经济形态的更替,引起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处于社会动荡中的“文士”阶层,具有一股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蓬勃朝气。他们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纷纷走向社会。他们或游说时主,或拜师授业,或著书立说。他们代表小同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积极参与政治,为结束战乱争相提出各自的治国主张和新说异论,构成了当时很活跃的一个社会阶层。
 
    与此同时,身处历史激流巾的各国统治集团,从斗争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战争不仅是军力和财力的较量,更是智力的相斗。为此,他们急需有奇才异智的谋臣策上,为其治国强军出谋划策。“七国相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于是住各国统治集团中,出现了罗敏人才、扎贤下十的宽容气度;又由于各国内部及国与国之间,长期存在争权和割据纷争的动荡局血,彤成诸侯异政所特有的思想统治的内外空隙,给不同主张的白由争辩“生存发展之机。有了这种客观需要和政治环境,以学识为业的智土说客们,“曾出于救时之弊’
 
    (《淮南子·要略》),跃身磴上了政治舞台,为追求各自的抱负而施展个人的才智。他们相瓦辩驳,纵智沧争,形成r“处士曹议,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文化盛世。诸子百家的大量著作相继涌现,谱写r我国历史画卷中五光十色、璀璨夺目的,一页!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战国时代彪炳史册的义~显著特征,战争的风云和变革的雨露,滋育出万紫千红的“百家争鸣”之花,使这一英雄时代大放异彩!
 
    在那剑与笔交相挥舞的年代里,战场上千军万马在拼杀格斗,学宫里诸子百家在挥斥方遒:那班“赢膝履跷,负书担囊”,跋涉在荒野上的策士说客们,餐风沐雨,冒着诸侯争霸的刀光剑影和滚滚狼烟,奔波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列国间纵横捭阖,“驰说诸侯,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战国策》).他们有的确能左右局势,决定成败,被誉为“人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论衡·效力》),甚至被夸赞成“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致使诸侯王公们不得不移尊就教。他们深受国君的器重,有的被委心卿相,有的被礼之为贵宾,在政治舞台上扮演r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时代的佼佼者。,战国时的诸子,有从贵族下降而来,有从庶民上升而出。“他们在理论上得卅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页)。
 
    由十他们的出身和社会经历不同,所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异,随着社会矛盾的演变和客观需求,先后形成了儒、墨、道、名、法、兵、农、杂,以及阴阳、纵横、小说等诸家学派。真是五彩纷呈,群星争辉!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尚无统一的权威。在“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 (《汉书‘艺文志》)的复杂多变的状态下,他们的学说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受到的社会待遇各不相同。春秋束至战国初,足儒、墨显学对立之时。其时奴隶主贵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提倡“兼爱”、“非攻”、“贵廉”的墨学,逐步失去其显学的地位;当各国封建统治者手握刀剑争霸的时候,儒家孔盂学派却重弹“乇道”、“仁政”、“崇礼”,理所当然地要四处碰壁。
 
    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诸子百家尽管众说纷争,各有所据,最终耍受这个客观规律所制约一所以注霞功利,不道仁义,崇尚暴力,强调耕战,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理论,适应了战国乱世的需要,受到了有识之君的青睬。这样,战国前期的儒、墨、道三家,虽然一度平分秋色,但不久便让位于五彩生辉的法家学说。一篇篇犀利、刻削的法家论著,相继面世。以管仲、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吴起、韩非等为代表的杰出法家,深受世人注目。他们的思想理论,流传颇广,影响很大。
 
    人们普遍认为:今欲并天下,非兵不可。“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战国策,秦策一》)。而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又必须具有高度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号令和步伐,这就需要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身上。因此,崇法尚武,鼓吹尊君集权的法家学说,在战国后期便逐渐成为诸侯治国的精神支柱,尤其在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最彻底,成效最卓著,法家思想在全国深深扎下了根。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升级,要求结束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也日益强烈。这不仅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连年不熄的遍地战火,使各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给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长年血战,造成人口大减。仅秦一国的杀人数目,竞达一百七十万之多。长平一战,秦军坑杀赵俘四十多万,真可谓“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汉书·刑法志》)。战场上“流血成川,沸声若雷”(《战国策·秦策三》)。大军所至,“蔓刘其禾臂,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墨子·非命下》)战争使“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更为残酷的是,有时交战一方疯狂地决堤开河,借滔天洪水冲陷敌方城邑,害得城内居民“巢居而处,悬釜而炊”(《战国策·赵策一》)。叉因诸侯各霸一方,彼此以邻为壑,或截断水流,或阻塞交通,这不仅对农业生产危害极大,还严重阻碍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现实充分表明: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人民要生存,都有赖于全国统一的实现。
 
    统一,不仅是被压迫农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广大T商业者和地主阶级的切身要求。对此,诸子百家在言论中共同表达了这一呼声。早在春秋末,儒家创始人孔子在编著《春秋》时,就首倡“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号称亚圣的孟子,也疾呼天下必须“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只有全国统一,社会才能安定。墨子认为要达到“天下治”的目的,“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地主阶级思想集大成者苟子,明确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口号。唯其如此,方能实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姒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治)”。他还认为“一天下,是叉之所同欲也”(《王霸》)。
 
    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同样强调要“一天下”。“一则治,异则乱;则安,异则危”(《不二》)。法家著名代表人物韩非,不仅提f以暴力实现统一,还竭力主张实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诸子学说中的这一共同主张,为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这对于行将到来的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开创,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他们“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3页)。战国后期的历史潮流,把世人对实现统一的理想,逐渐推向了现实的斗争实践之中。
 
    历史表明: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战国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统一与分裂,兼并与反兼并(割据)的斗争。由此而产生的“战2纷争”、“变法革新”、“百家争鸣”,构成了战国时代的三大特征。这是我国古代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如同三匹骏马,共同拉着历吏车轮,沿着新铺设j封建i轨道,向着全国统一的伟大目标飞驰前进!
 
    分裂导致战争,战争促进变革,变革引起争鸣。三者相辅相成,最终将成为推动统一的历史合力。“分久必合”,“乱极而治”,这是天地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处在这种历史趋势中的战国七雄,哪一个能充当促进历史发展的主角,能担负统一华夏的历史使命?这仍然要由历史来选择,由时代来造就。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T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风雷激荡的战国英雄时代,造就了许许多多名垂史册的杰出人物。赢政就是这烟云密布的乱世推举出来的,是这一独特时代造就出的第一个独特的封建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