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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是如何通过变法称霸天下的

发布时间:2016-10-05点击:

    变法图强,秦霸天下
 
    公元前359年~前350年,秦国两次广泛地实行变法革新,商鞅吸取了山东诸国变法中的经验,结合辜国的具体实际,使变法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措施得力,成效显著。
 
    公元前659年,秦穆公继位后就致力于扩土振邦。他不甘心作西陲小国之君,一心欲向东进取,为追求霸业,他以“霸城官”命名宫殿;改兹水为“霸水”,“以章霸功”(仍书·地理志》)。夺得河西大片土地后,他又企图向河东扩展。因受强晋所阻,穆公不得不回师西征。
 
 
    强悍、善战的“西找”氏族部落,对秦不断骚扰。为了安定后院,穆公决心征服冒戎。他采用了臣下离间戎王同由余(戎王特使)的计策,同时又赠给戎王年轻貌美的“j乐”以夺其志。由余降秦后,“穆公以客礼礼之,间伐戎之形”。公元前623年(穆公三十六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穆公为本开创了崭新的局面,秦国疆域向西扩展到今西宁、敦煌一带,实现了西北局部区域的纡一。这不仅引起了东方六国的瞩目,连周天子也特赠金鼓相贺。在泰国历史上,谱写了初展雄威的新篇章!秦国独霸西戎,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秦国经济的发展。此后,广阔、富饶的关中地区,成为秦国东进的”可靠根据地。对于穆公任贤治国的业绩,孔子曾誉之日:“虽王司也”(《史记‘孔子世家》)。可见穆公为秦国强盛所起的开拓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与穆公相隔二百多年的秦献公,是一个较有作为的君主。他初步实行了一些改革摧施,废除了野蛮的人殉制;实施以五家为“伍“的编制,以便于征兵和收税;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允许商人在城内设市;在建立县制的同时,将国都从雍(陕西风翔)东赶砾阳(陕西临渲县北),显示了要继续东扩的志向。献公的初步改革,对秦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其后实行大规模的变法革新拉开了序幕。
 
    秦国的真正崛起,是始于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革新的实施,是秦国历史上一次重大转折和飞跃。
 
    公元前361年,继献公而立的孝公,年方21岁,朝气蓬勃,富于进取。他不甘心东方强国以“戎、狄”相待,连会盟也不邀秦,并以此为耻,坐卧不安。为了继承父公未竟之志,恢复先祖穆公的霸业,遂下令国中:“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霸),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奠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砾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这是一篇传诵后世的求贤令,是奋发图强东进雪耻的决心书。其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先君河西地”,进而满足其扩土称霸的强烈欲望,并非是“企图恢复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敢权”。看他是如何见用商鞅的,便可知其用心所在。
 
    这篇求贤令深深打动了瞄魏王重用的卫鞅,他带着李俚的《法经》,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泰国,经三次求见,才被孝公看中。前两次他向孝公谈论“帝道”、“王道”之类背时的话,孝公一直打瞌睡,根本不听。第三次改说“霸道”,孝公方“意欲用之”。第四次卫鞅大谈“强国之术”(《史记‘商君列传》),孝公越昕越人神,渐渐地同卫鞅促膝并坐,连谈数日也毫无倦意。所谓“霸道”,就是通过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实现以力称霸的法治学说;所谓“强国之术”,就是弱国如何致强的一套方案。这些正投合孝公心意,于是授卫鞅以重任,放手让他实行变法改革。“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并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淮南子·要略》)。这就是孝公求贤的真正目的。
 
    公元前359年至前350年,秦国两次广泛地实行变法革新,商鞅吸取了山东诸国变法中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实际,使变法开展得即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措施得力,成效显著。其主要内容和收获:
 
    一是废除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建立了以个体小农为主体的土地私有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即取消土地占有的限额,承认土地可以私有。改变了原有“檗族而居”的大家族,“民有二男以卜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看来是家庭形式的改变,实质是推行小农个体经济。它标志着秦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二是建直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二f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县下设乡、里,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把全国人民编户人籍.为使居民相瓦监督,实行甜伍连坐法,以加强地主阶级的封建辕治。
 
    三是推行“军功爵”制度。根据斩敌首的数目,给予赐爵、赐官、赐地(享受食邑的租税)的奖赏。这对提高秦军战斗力具有决定的意义。为使赏赐兑现,明确规定r二十等爵制。“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子·定法》。无军功则{乇何人不得升爵。
 
    这样用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把全国上下军民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民之欲利者,非战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慎法》)。从而激发了秦民勇于战斗的狂热性。
 
    “军功爵”制为秦国造就了一代代勇猛而凶残的军功地主阶级将土,他们成为推进统一事业的坚强骨干。
 
    四是推行以耕、战为核心的法治措施。富国强兵,是秦国上下的最大愿望和迫切需要,也是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他明确提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他以从事农战为“作壹”,使农与战互为因果,彼此促进,而以农为根本。变法的许多政策措施,部是围绕农战而制定的。为'T扩大耕地,他向全国发布了二十条急农的《垦令》,还规定了一系列“劫以刑”、“驱以赏”(《商君书·慎法》)的重农政策,在全国形成了普遍注重农战的社会风气。其中最有效的一个绝招,是以优惠条件吸引三晋百姓来秦垦荒的“徕民”政策:“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人之,利其田宅,复三代(免除徭役)无知-E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梦年之间,圄官兵强,天下无敌”(《通典·食货一》)。“徕民”政策的实施,使秦国取得耕、战两利,弱敌强秦的“一箭三雕”的成果。
 
    商鞅变法,对内加强了地主阶级专政,增强了国力;对外为谋求兼并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山东各国变法的继续和深入。变法“行之卜年,秦民大说(悦)……家给入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引起周天子和诸侯们的惊羡,纷纷前来向孝公庆贺。
 
    商鞅不仅为秦国变法有功,还曾四次率军打败魏国,直捣魏都安邑,活捉魏公子  ,迫使魏剖地求和,恢复了河西大片土地。他将秦都从砾阳迁至“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咸阳,显示了秦国要继续东扩的宏图壮志。
 
    在变法革新的征途上,秦虽是最后起步的,但已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使一向被人们轻视的西邦,呈现出无比蓬勃兴盛的气势。西汉刘向对商鞅有高度评价:
 
    “秦孝公保淆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新序》)。
 
    商鞅死后,法家思想已在秦国居于统治地位,他的学说被系统整理成《商君书》,流传至今,被称为法家学说形成时期一面光辉的旗帜。
 
    秦孝公在位二十多年的变法革新,不仅推动秦国南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封建社会,起了“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的创基作用;而且也-促使当时各国封建化的深入发展,影响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因为“凡行于后世者.增损厚薄,微有不同,然大抵皆鞅遗术”(叶适《学习纪言》第20卷)。所以说,孝公和商鞅是推进秦的统一和确立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人,其历史贡献足应该充分估价的。
 
    继孝公而立的秦惠文王,对秦的统一也有很大功绩。他虽杀害了商鞅,但“秦法未败”(《韩非子·定法》),仍保持了对山东各国的开放政策。接踵来秦的有墨家、纵横家等谋士说客。其巾对秦的统一贡献较大的,是周人司马错和魏国的纵横家张仪。
 
    秦灭巴、蜀,是惠文王统治时的一项重大成就。战国时期的西南巴、蜀~带,不仅农业生产水平较高,丝织、盐、铁等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里是水旱从人,时无荒年,人称“天府之国”。惠文王采纳大将司马错的主张,于公元前316年,派他乘巴、蜀互斗之机,率军一举消灭两国。秦遂拥有秦岭以南广大地区,得以“擅巴蜀之饶”,具备了更加坚实充裕的战略基地,从而“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
 
    “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秦灭巴、蜀后,即派张仪展开了一系列破“纵”弱楚的外交活动。张仪针对当时以魏、楚为骨干的“合纵”抗秦的形势,用软、硬两手,迫使“魏纳河西地”段“上郡十五县”(《史记·秦本纪》);魏王背“纵“投秦,打开了“合纵”的缺口,张仪也从客卿一跃而为秦国首任相国。随着“合纵” 与“连横”斗争的复杂多变,张仪一度以相魏之名,行“连横”之实,再次说得魏王“乃倍(背)纵约,而因仪请成于秦”(《史记·张仪列传》)。在此前后,张仪东游齐、韩,北连燕、赵,南说荆楚,马不停蹄地为“连横”奔波于六国之间,摇唇鼓舌于侯王将相之列,“散六国之纵,使之西而事隶”(《史记·李斯列传》)。六国虽时有联合攻秦之举,但因各怀鬼胎而貌台神离,往往是不成气候的一场场闹剧而已。

 
    张仪实施“连横”策略,最为得手、最富有戏剧性的,是他自导自演的“联齐弱楚”的一幕历史滑稽剧。
 
    经过“合纵”、“连横”之间的反复较量,二晋和燕日渐削弱,出现了秦、齐、楚三强鼎立的格局。为了分化齐、楚联盟,孤立楚国,张仪扬言给楚以“商放之地六百里”,诱使楚王绝齐联秦。贪图便宜的楚怀王信以为真,“遂闭关绝约于齐”。张仪回秦后,佯称“堕车摔伤,三月不上朝。楚王以为张仪怨他“绝齐未甚”,又派勇士到宋国去骂齐王。
 
    “齐王大怒”,愤然与楚绝交。及至“齐、秦之交合”,张仪竟矢口否认有“六百里”地的允诺,而向楚使诡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王怒不可遏,立即发兵攻秦。秦联齐破楚,楚军大败,损兵折将。~王更加愤恨,复发兵击秦,又大败,只好忍辱割地。楚王对张仪恨之人骨,为擒得张仪,愿以黔中地与秦用易。谁知,大胆机智的张仪,居然主动来到楚国,与有旧交的楚国大臣靳尚合谋,通过楚王宠后郑袖,说服怀王“赦张仪,厚礼之如忆”(上引《史记·张仪列传》)。
 
    张仪对秦国的发展壮大起了巨大作用。泰国全部占有河西地带后,就可凭借黄河、函谷关等天险作屏障,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拆散齐、楚联盟,是“纵”解“横”成的重大突破;秦屡败-军,占据了六百里的汉中地,使秦南部领土与巴、蜀连成一片,消除了南方的威胁,沟通了南、北、东、西的交通运输,为日后东进灭楚,创造了稳操胜券的条件。秦得巴、蜀和汉中地,如虎添翼。此后,又接连攻楚获胜,取鄙(湖北宜城西南)、鄂(湖北江陵北),烧夷陵,迫使楚都一再东迁。因此说,秦能统一六国,不能轻估张仪的历史功绩。
 
    武王继位时,秦已占有三晋一半的土地,夺得韩国西部重镇宜阳,打通了东进的门户。在位仅四年的秦武王,一心向往周天子的宝座,曾扬言“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J,寨本纪”。这种企图~统天下的勃勃雄心,引起东方诸侯惴惴不安。    I统治秦国长达五十六年的昭襄王,在魏冉(穰侯)、范雎(应侯)两相的辅佐下,为秦的统一大业造就了成熟的条件。昭襄王执文前,一度联楚弱齐,后又联齐弱楚,不断向楚攻伐。楚军节节败退,楚怀王求和心切,结果被骗幽死于秦。秦制服楚国后,又接连攻占韩、魏大片土地,秦军矛头已直插中原腹地。这时,原秦,齐、楚鼎立局面,已演变成秦、齐东西对峙的态势。公元前288年,秦、齐一度相约称“帝”,充分暴露了这两强争霸的宏图,引起了诸侯的极大不满。于是,“合纵”斗争的矛头,分别指向秦、齐大国。
 
    公元前287年至前284年,先后爆发了五国攻秦和六国伐齐的大规模战争。“五国攻秦,无功而还”(《战国策·魏策二》);六国伐齐,秦为盟主。燕将乐毅统率六国联军,杀得齐军一败涂地,国都被占,齐王出逃身亡。后虽赖田单用火牛阵幸得复国,无奈元气大伤,再也不能与秦并肩称雄,更不敢参与抗秦活动。这次攻齐大胜,实为日后秦的统一扫除了最后一大障碍。至此,山东六国无一是秦的对手,秦军已无敌于天下。
 
    加。陕秦国兼并步伐的,当数魏人范雎。他针对兼并战争出现的新形势,深感魏冉当权时的战略失策,向昭襄王献计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缨平”(《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他还主张秦国“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战国策·秦策三》).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步步为营,把对手一个一个吞灭。他还指出稷侯依仗王母宣太后,营结裙带,大搞帮派,“御下蔽上,以成其私”的种种弊端,使昭王闻之大惧,“于是废太后,逐稷侯、高陵、华阳,径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范雎为相”(《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昭襄王采用了范雎的进策,大大加速了东并的步伐,开刨了战国晚期兼并战争的新局面。“远交近攻,秦卒用此术,破诸侯,并天下”(《战国策·补注》)。“远交近攻”战略方针的实施步骤是:联齐弱楚,首攻韩.魏。秦与韩、魏是近邻,“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臣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于是,秦取得攻魏的多次胜利后,从公元前265年至前262年,连续四次攻韩,占据了韩国上党郡等人片土地。
 
    继取得攻韩的多次胜利后,秦于公元前260年,叉发兵大举攻赵。范雎运用反间计,诱使赵王以毫无实战经验的庸将赵括替代宿将廉颇。秦派白起为上将军,在长平(山西高平县)与赵军展开决战。结果赵军惨败,被秦坑杀四十余万人。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杀伤最多的一场恶战,使山东最后一个强手遭到致命打击。秦军威势,如狂风突起,似巨浪排空,震撼得六国诸侯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及至赢政继位时,秦国增扩的疆域,计有黔中郡、巫郡、汉中郡、河东郡、陇西郡、巴郡、蜀郡、上郡、南郡、北地郡、南阳郡、太原郡、上党郡和三川郡等,共据有中国约一半的土地。拥有兵甲百万,战车千乘,战骑万匹的强大无敌的雄师。
 
    纵观泰国发展壮大的历程,正如占史权威顾颉刚先生所言:“始皇之能统一中国,是积累穆公以来四百年的努力而成”。其时名儒子顺曾预言:“当今山东六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和,二周析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三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孔丛子》)。
 
    诚然,春秋、战国时代,从我国西部高原卷起的阵阵雄风,向东越吹越猛;它吹落了最后一顶周天子的冕琉,吹灭了山东诸侯割据称霸的泡影,吹熟了华夏大地上日趋统一的果实,只等淮能有幸来摘取它。
 
    生长在异国他邦的年幼的赢政,在如此~片大好的形势下,在历史为他准备好各种优势的条件下,在统一的果实已经熟透了的收获季节,回到了盛况空前的秦都威阳,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
 
    秦始皇是秦人的后裔,却降生于异国他乡;他的父亲是一个质于赵国的落难王孙,几度周折后,才时来运转,走上了红运;他归秦后当上了王储,史书却偏说他是大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拨开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伟人苦难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