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 主页 > 中国 > 秦朝 > >

秦始皇的出生之谜 秦始皇的父亲到底是谁

发布时间:2016-10-05点击:

    出生之谜,冷酷之源
 
    秦始皇帝姓赢名政,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公元前260年),生于赵国都城邯郸。
 
    “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本纪》)。“始皇以正月旦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正、政二字古时通用,后遂相沿以“政”为名。古人有以出生地为氏的,既然为赵氏,为何又称赢姓,这要追溯到有关秦人先祖的传说。
 
    据《史记‘秦本纪》载,秦祖先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后叉“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益(又称伯益),舜赐赢氏舜为何赐姓赢?传说秦人祖先以“燕”为图腾。秦最早祖先大业,是女修(帝嗣颂之苗裔)吃了“玄乌”(燕)的卵而生育的后代。赢“燕”回声,“赢姓即燕姓,把祖先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
 
    赢政的母亲是“帝太后”,史有明载,公认无疑。对其生父究竟何人7史学界颇存歧见。问题在子对《史记》确认吕不韦是赢政的生父,是认可,还是否认?也有的感到问题复杂,这方面的史料尚嫌不足,“无从考证”,只好姑且存疑,把赢政的身世,当作一项难解的“千古之谜”。
 
秦始皇
 
    关于赢政的身世,《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开篇称:“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于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这里所说的"庄襄王子”,并非意味着他是始皇的牛父,只是表明赢政是以“子继父位”的的名义登基的。同时点出了始皇的生母是吕不韦姬,暗含了其中一段复杂的身世。笔者认为,不可信是久有其说,但尚未被事实确证为不可信,仍有值得探讨的必要。
 
    纵观古今学者所持否定的根据和理由,主要有下列六点:
 
    (一)《战国策》关于“吕不韦立君”的记载,无“纳姬”~事。《史记》所载,其他史料作证。“况《战国策》一书,素喜采摭家阴私,逞为快论……如果不韦当日确有献匿身姬之举,岂肯漏而不载”。
 
    (二)《史记·吕不韦列传》称:“至大期时,生于政。”所谓“大期”是怀孕十月乃生。据此,清人粱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夫不及期可疑也。过期尚何疑?”甚至认为这是太史公故作“别嫌明疑”之笔。明人汤聘尹的《史稗》亦云:“异人请妇,至大期而诞子,未必请之时,遂有娠也……然而吕易赢之说,战国好事者为之。”
 
    (三)称《史记》对此事的记载前后矛盾。《吕不韦列传》称:“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由此认为“子楚在赵,本自有夫人……若政生母为邯郸之娼,即资之,安得为豪家乎”。
 
    (四)认为吕不韦纳姬,“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象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又:“案史所传不韦之事,与春申君相类大甚……传言之不必信久矣”。
 
    (五)从吕不韦人秦的时间,推断“政非吕生”。“就不韦人秦的年代言之,如果确在昭王时,则孝文王(子楚父)自身尚为太子,虽为王仅一岁而死,然不韦非神人,岂能知其必不永年,而预为此钓:奇之谋……假如以《战国策》所载,不韦游秦在孝文王时,则始皇乃生于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已为十龄之幼童,一切污蔑皆将失去依据”。
 
    (六)从吕不韦之死,推断“吕非政父”。“如果吕不韦真是秦始皇的父亲,吕不韦后来是不会穷途末路,自寻绝路的……事实却是,吕不韦直到临死,并没有搬出救命的法宝,太后也没有出来为他说一句话。由此可以推断,吕不韦决非秦始皇的生父”。
 
    甚至有人断言:“《史记》所载(指纳姬事)全系伪造”。果真如此吗?笔者研究后认为,在没有取得足够的事实证据以前,上述诸说皆属主观推测,虽有某种理由,但还不足以推翻太史公对此事的记载。
 
    首先,不能以《战国策》无“纳姬”记载,作为否定此事的依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对吕不韦立君的通篇记载,明显不同的有十八处之多,并非仅是“纳姬”一项不同。对于吕不韦立君的时间、地点、游说对象和说词内容,以及事件过程的许多细节,两者所记迥然不同。怎能因“纳姬”一事之异而加以否定昵?其他许多不同的记载又该作何解释?因此,古代许多历史学家,皆依《史记》,而不采《战国策》。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很肯定他说:“至于始皇,果吕不韦子”。《资治通鉴》记录了《史记》有关吕不韦立君纳姬的全部内容。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特意点明此事:“不韦取邯郸姬,已有身,(子)楚见悦之.遂献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日正。”西汉张匡亦坚信吕不韦献有娠姬给子楚(《汉书·王商传》)。直至明代称始皇为“千古一帝”的李贽在其所著《藏书·世纪·秦始皇帝》篇中,仍称“吕秦始皇帝”。古史辨伪的权威顾颉刚先生,也确信始皇的母亲,“原来是不韦的姬妾,庄襄王在赵时看见了她,便向不韦把她要了来”。难道他们不知道《战国策》未载此事吗’
 
秦始皇
 
    以《战国策》“无”推翻《史记》之“有”,这种作法本身就很难令人信服。众所周知,《战国策》的史料价值远不如《史记》。战国纵横家书(帛书)的出土便证明了这一共识。除《吕不韦列传》外,还有很多史事。《史记》有载而《战国策》未记的,恰恰具有信史的价值。如关于尉综的事迹,《战国策》只字未书,而出土竹简《尉缀子》证实了《史记》的记载,反之,有不少《战国策》已载的事,《史记》未录,往往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东周章》载“秦兴师临周”、《魏第四》记“唐雎不辱使命”等篇章,纯属伪造。
 
    第三,对于《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子楚夫人是“赵豪家女”一事,这有三种可能:
 
    一是立姬为夫人后,经吕不韦资助而成富豪之家。清人钱大听曾有此说:“不韦资助之,遂为豪家”;二是其姬原出身于豪家,后因遭“仇怨”之害而家境败落,沦为诸姬。这在封建社会的乱世,不乏其例。南唐后主李煜所宠爱的歌妓宫娘,原是一位有钱有势的宦家子女,后因家世破败而潦倒风尘;三是从《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此句的上下文来看,也可能是吕不韦的一计。
 
    在秦、赵交战,“赵欲杀子楚妻、子”(《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危急状况下,吕不韦既能为子楚“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史记·吕不韦列传》),使他逃归,难道不能为子楚妻、子“谋”吗?他同样可以发挥宫商大贾的优势,利用钱财和关系网,让子楚妻、子隐藏在富豪之家,从而取得“豪家女”的身份,匿居避险。这对一个足智多谋,活动能量很大的吕不韦来说,该是想得出、办得到的。由此不难推测,史公特意载此一笔,未尝不是让人们从这明显的矛盾中,领略吕不韦的机制、善谋的非凡才能及其性格特征。
 
    第四,认为吕不韦献姬和春申君进妾大体类似,因而怀疑前者的真实性,同样是不足为据的。殊不知,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物,发生那样相类的事,是完全可能的。战国末期赵王迁的母亲,不也是个邯郸歌女“劈于悼襄王”(《史记-赵世家》)的吗?若从情节来看,吕不韦献姬远不如春申君进妾曲折奇异,能因此否认春申君进妾一事吗?如今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证明李园在春申君死后曾执掌楚国大权,显然与他同春申君向楚玉进妾是有关系的。
 
    那么,《战国策》为何详载春申君进妾,而o字不提吕不韦献姬呢?这可能和《战国策》的祖本写作年代有关。让我们先从《战国策·楚策四》和《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春申君故事的最后一段话说起。两者在叔完春申君被李园灭旌以后,末尾都载有如下相同的话:
 
    “是岁也,(《战国策》无‘也’字),秦始皇帝(《战国策》无-帝,字)立九年矣。
 
    谬泰亦为乱于秦觉,夷其(《战国策》无‘其’字)三族,而吕不韦废。”
 
    本是记载楚国君臣的宫闱秘事,却把秦国同时产生的类似事件以及人物赘附于文末,这对《史记》来说,是一种惯用的“互见法”,而《战国策》则绝无仅有。从两者赘附文字的异同来看,该是《史记》录自《战国策》,而不是相反。由此不难窥测到他们可能有这三点寓意:即秦始皇和楚幽王(李园妹和春申君生)同是私生子;楚有李圄,秦有嫪毐,同是乱围之臣;吕不韦和春申君又同遭厄运。这样看来,撰写春申君进妾的《战国策》作者,未尝不知道吕不韦献姬的传闻。那他为什么不大书特书呢?我们知道,《史记》
 
    成书于西汉。征和二年,《战国策》的祖本流传于战国末乃至秦已统一六国之时。设若统一六国的不是秦始皇,而是楚幽王,《战国策》也许只载“吕不韦纳姬”,而隐去“春申君进妾”了。因力,在以帝王为至尊的封建社会里,不容不为尊者讳也。何况这关系到实现统一的第一位皇帝“大节”。《战国策》中虽有少量文章对秦国不乏贬意,但对秦始皇本人则很少有失敬的记载。如茅焦谏秦王的故事,《史记》和《说苑》均有记载,《战国策》却其字未书。能因此而否定“茅谏”一事吗?《说苑》叙述茅谏的过程,同样“使用着小说家的笔法”。所“,既不能根据《战国策》朱载“吕不韦纳姬”,也不能认为“纳姬”和“进妾”的故事雷同而否定吕不韦献姬的历史真实性。
 
    第五,辨别《史记》和《战国策》关于“不韦立君”记载的真伪,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吕不韦究竟何时入秦游说的?《战国策》载吕不韦入秦,是在安国君立为孝文王时,即秦昭王去世以后。有人据J此推测说:“……然则昭王时,异人(子楚)肖未至赵,故不吕不韦有口难言。再说,在嫪毐叛乱平定前后,秦廷上下难免不流传着“吕”是“政”父的秘闻,也难免不传至“赢政的耳中.否则,赢政为何责问吕不韦“君何亲于秦”(《史记’吕不韦列传》)?所以,事实表明,此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救命的法宝”。
 
    认定“吕”是“政”父,并非是孤立地摘取《史记》的这~记载,而是对比了《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关于吕不韦立君的通篇记述后所得出的看法。
 
    吕不韦能够游说成功,是他看准了—个关键人物——华阳夫人。这为《史记》和《战国策》所共载。而采取何种途径和方法去说通华阳夫人,两者所记则大不相同。若把吕不韦的游说对象和说词内容,加以比较,则不难感到《史记》比《战国策》所记更台乎情理,更切合当事人的思想、情感,因而更具有说服力和真实性。对此,钟氏《勘研》认为:《战国策》此章之叙事及遣辞多不台,以《吕不韦列传》为近理。”尤其令人信服的,是《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叙述“不韦因使其姊”说通华阳夫人后的如下一段记载:
 
    华阳夫人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嫡)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
 
    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变更和确立,如此恳切、慎重,足合情合理、完全应该的。反之,《战国策》记吕不韦通过孝文王后弟阳泉君,说通华阳夫人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即王后直接请求赵国放异人回秦。不料事与愿违。是因为不是秦王出面请归的,还是因为异人尚未立为太子?所以赵国不买王后的帐,“赵未之应”。于是,吕不韦只好急忙赴赵,说服赵王不要“抱空质”,最后“赵乃遣之”。从当时兼并战争的紧张形势和秦、赵两国的敌对关系来看,《战国策》的上述记载,难以令人置信。其时,燕.赵正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燕王“以五伐一”《史记·赵世家·燕召公世家》的兵力(估计达20万人),向赵国大举进攻,赵国十分吃紧。在此前九年,秦吕不韦有口难言。再说,在嫪毐叛乱平定前后,秦廷上下难免不流传着“吕”是“政”父的秘密,也难免不传到赢政,耳巾。否则,赢政为何责问吕不韦“君何亲于秦”《史记-吕不韦列传”所以,事实表明,此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救命的法宝”。
 
秦始皇
 
    相信吕不韦有献姬之举,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即帝太后(赢政母)与吕不韦的关系确非寻常。据《史记’吕不书列传》载,秦庄襄王(子楚)死后,“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可见他俩一直是“藕断丝连”。眼看赢政成年,吕不韦欲罢不能,无奈找来个“大阴人”姆毒作替身。太后还和这个假宦者“生丁两个不能报账的儿子”(翦伯赞语)。这样一个太后,不正是曾受宠于吕不韦的那个“邯郸诸姬”的固有形象吗?人们对太后人富后的淫荡行为从不否认,而对她人官前的身世却抱怀疑态度。
 
    再看吕不韦任相后的表现。他号称“仲父”,执掌秦国军政大权,为秦的统一殚精竭虑,屡建功业(详见第五章)。在他任相期间,秦国两代君王短命,国内政局未乱,并一手扶持少年嬴政即位。后虽身处逆境,但仍军权在握。尽管他具有以吕易赢的有利条件,始终未能铤而走险,可见他与赢政具有非同一般的君臣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要认清赢政的身世,应该从昌不韦、诸姬、子楚及华阳夫人等各个人物的身世、性格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全而地、客观地、历史地加以考察,不能只看到某些可疑之点,就断然否定《史记》所载赢政生父的可靠性。在此,有必要重温列宁的如下一段话:“我们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j和随意选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97页)。
 
    众所周知,被誉为“实录”的《史记》,虽有不少篇章是录自《战国策》成书的同史料,但司马迁并非不加审择。《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不同于《秦策五》,唐司马贞早有揭示:“此传《史记‘吕不韦列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战国策》”《史记.吕不韦列传,索隐》。所以,从西汉初直至元束,对《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献匿身姬”
 
    的记载,从未有异议。明代学者汤聘尹始疑此事,尔后从疑者虽不断,但坚信者亦大有人在。根据以上辩析,笔者认为,《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价值,高于《战国策,秦策五》中的同一记载,其中关于吕不韦献匿身姬的内容,应看作是一篇信史。秦始皇帝的生父,不是秦庄襄王,而是阳翟大贾吕不韦。
 
    吕不韦的政治投机之所以成功,除上述若干偶然因素外,主要有赖于战国时期风云变幻的特定环境,也是当时激烈斗争浪潮中抛出的一块“历史碎片”。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间尖锐复杂的兼并战争,加剧各国内部的权力角逐,导致宗族内外、父子兄弟之间,为了争嫡嗣,夺王位,相互欺诈,骨肉相残。一群群追逐官禄的说客策士,纷纷涉足政治舞台,卷入统治集团争斗的漩涡,其中有的从布衣庶民摇身为显赫一时的卿相大臣。这种情况在秦尤为居多。秦自惠文王设相始,至秦亡止,相继任相的共有二十五人,其中约有九人属“布衣将相”。吕不韦是其中之一。
 
    由地主转化成商人的吕不韦,既具有地主利己、贪婪的阶级性,叉带有商人冒险、进取的特征。这种兼有地主和商人的性格特点,必将对其后代有所遗传和影响。事实上,在赢政一生的政治活动中,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能看到吕不韦身上的某种烙印。这正是要辨明赢政奇特身世的必要性。当然,说秦始皇是私牛子,这件事本身,对他个人的评价不会产生任何贬意。正如孔子、那苏、彼得大帝等,丝毫没有因他们是私生子而损害其固有的光辉形象。
 
    应该承认的是,赢政这种奇特的身世,对他性格的形成和从政后的表现,无疑是会产生某种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自我实现感,往往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幼年时的赢政,身处异国他乡,母是姬,父是质,生活中难免不受世俗偏见的刺激,养成他对家庭不是亲而是憎;对人世不足感到温暖,而是感到严峻;对社会不是热望,而是冷视,从而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强烈报复的火种。这种幼年时的心理状态,也许是影响他日后要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的潜在因隶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他那孤僻、独断、残忍、酷烈的个人品性。所以,辨明赢政的生父是谁,对于认清他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是有一定意义的。
 
    历史表明,赢政的身世和由他来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一开始就带有偶然现象。没有吕不韦投机的成功,赢政压根儿就当不上秦王。这不是神的安排,而是人世间的巧合。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各种条件,对伟大人物的出现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丁可能。春秋、战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制度的同步变革,争战形势的不断变化,独操胜券的强秦出现,即使没有赢政来充当始皇帝,也会有另一个人来扮演统一天下的帝王角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