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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乾隆末期以后“康乾盛世”已徒有虚名

发布时间:2016-10-30点击:

    自乾隆来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盛极一时的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面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
 
    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
 
    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并离乡,成为流民。
 
    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耍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