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 主页 > 亚洲 > 日本 > >

九一八事变:日本为侵略中国做了哪些战争准备

发布时间:2016-10-16点击:

    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

    1929年到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亚洲,日本受这场危机的冲击最大。1931年是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高峰的一年。这一年,日本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32.4%,重工业下降了50%,对外贸易出口额比1929年减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了巨额亏空,赤字超过1929年4倍以上,黄金大量外流,1931年达到4亿元。由于市场的极度缩小,工业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那些即便勉强开工的企业也不得不降低工资或裁减员工,进而又导致了大批员工的失业。据日本内阁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2年9月,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的势头,失业人数最高时突破300万。经济危机不仅对城市影响甚巨,对日本农村的打击也很严重。农产品价格的暴跌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活;不少农户—直赖以维持生计的蚕茧副业,由于出口的减少也日渐萧条;此外,大批城市失业者纷纷涌回乡村,进一步加重了农村的压力。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劳资之间、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1929年劳资纠纷有1420起;1930年增为2294起,参加人数达19万以上;1931年更增为2415起,参加人数选15.4万人,罢工次数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在农村,租佃纠纷1929年有2434起,1930年增为2478起,1931年则猛增至3419起。经济危机引起了剧烈的政治动荡。

    为了摆脱困境,统治阶级一方面加强对工农运动以及殖民地人民的镇压,另一方面则急于从对外侵略扩张中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

    日本大陆政策的新步骤

    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步较晚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它对原科和市场需要的迫切性超过任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加上日本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极富侵略性的武士道精神,因此,日本以战争作为其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大陆政策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逐步确立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其基本内容是以大陆扩张为目标,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征服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

    早在明治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以明治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就公然宣布:“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90年12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又在国会的一次演说中叫嚷:“国家独立之遭,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地区是也。”山县有朋主权和利益“二线说”集中地体现了日本的对外扩张总方针,标志着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性的大陆政策的初步形成。

    20世纪20年代,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的大陆政策进人了旨在以武力吞并“满蒙”的阶段。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后,从6月27日到7月7日,在东京召集了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驻华公使等参加的专门研究对华侵略特别是对满蒙进行侵略的所谓“东方会议”。会上,最后以田中的总结报告《对华政策纲领》作为结论。“纲领”为日本当局制造了旨在把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分离出去的“满蒙特殊论”,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会后,据说田中义一将会议的情况和讨论决定的政策奏呈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所传“奏折”中声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无论是否确有其事,而事实上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就是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不断扩大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活动的。

    30年代初,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抬头。1930年9月,参谋本部、陆军省的部分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秘密法西斯组织“樱会”。其纲领主张推翻政党内阁,以实现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并把国家改造作为对外扩张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所谓“国家改造先行论”。为了实施其纲领,1931年初,“樱会”成员还与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等勾结,并在陆军次官及参谋次长的支持下计划在3月20日议会开幕时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内阁辞职,成立由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部内阁。后来由于宇垣本人的动摇以及陆军中央实权派永田等人的反对而搁浅,“国家改造先行论”暂时受挫。

    与“国家改造先行论”相对的另一部分军国主义者则认为,与其国家改造先行不如迅速向外发展,通过战争来实现国家的法西斯化,具体地说就是首先要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及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等人都是这种主张的狂热鼓吹者。石原认为,美国势力向远东扩张,必然要成为日本向大陆发展的劲敌。因此,东洋文明中心的日本必将与西方文明中心的美国开战。日本应为这场战争的到来准备足够的力量,及早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活路。板垣也到处鼓吹“满蒙是帝国国防第一线”等论调。

    为了进一步鼓动占领满蒙,军国主义者们还大肆进行“满蒙危机”的煽动。他们声称中国东北地方政府修筑的铁路是满铁的平行线,竞争线,侵犯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使在满洲的日本人的生存受到威胁,只有通过武力将满蒙占为己有才能摆脱困境。在“满蒙危机”的借口下,日本军部着手制订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1930年10月,军部作出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决定要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1931年6月,参谋本部又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进一步确定了最迟在1932年实行武力占有东北的计划。在战争的具体准备方面,军部也作了详细的安排:将熟悉中国东北情况的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主持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的建川美次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此外,为了摧毁沈阳城墙,还从东京调运了两门口径24厘米的大炮到沈阳。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行动就要来临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 1年5月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及作战部主任石原莞尔等人即着手研究占领东北的具体行动计划。他们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苏联正忙于进行第—个五年计划,英美忙于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中国内部纷争不已,“在满洲问题上尚没有显示出能够作出强力反弹之迹象”,这是武力占领“满蒙”的大好时机。因此,他们确定9月下旬在柳条湖爆炸南满铁路,在一夜之内占领沈阳,在各国未来得及干涉之时占领预定地区。关东军的这些预谋也向军部透露过,并且得到了军部首领的支持。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军在沈阳城北、东北军北大营驻地附近的柳条胡将南满铁路的一段车轨炸毁,然后制造假象,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在此借口下,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日军向东北军驻北大营的第7旅王以哲部发起攻击,接着便命令进攻沈阳城。

    日军发动事变的时候,东北军几乎群龙无首。其时,张学良在北平,东北边防军代行司令官张作相身在锦州,东北地方高级军政官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沈阳。面对日军的突然攻击,荣臻奉张学良之命“不准抵抗”,因此日军进展神速,到19日5时左右便占领了北大营,约6时许就占领了沈阳城。同一天,日军还占领了安东、营口、长春和凤凰城等地。

    日军占领沈阳后,大肆抢掠。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即达17亿元以上,东北军损失飞机262架、各类炮3091门、战车26辆、枪械11.8万支,机枪5800挺以及其它军用军需物资。

    日军在19日得手后,决定立即扩大侵略,将下一个目标指向吉林。他们故伎重演,先在吉林市有意制造骚乱,然后便以保护吉林日本侨民为口实,于21日进攻吉林市。而当时的省边防军参谋长熙洽叛变投降,引狼入室,致使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省城吉林。在此后的两三天内,日军又相继占领公主岭、通辽、新民、洮西等。这样,日军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便占领了东北30多座城市,控制了主要铁路线。辽宁、吉林轻易沦陷。

    辽、吉两省之所以迅速陷入敌手,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实行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当日军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准备的时候,东北军刚调精锐部队入关帮助蒋介石内战,致使东北防务空虚。事变发生时,东北军虽在东北尚有17.9万人的兵力,对只有1万多人的关东军形成绝对优势,但却根本未作任何应付突然事件的准备。蒋介石则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上,对日本处心积虑的阴谋根本不予重视。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的“铣电”中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再次特意面告张学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口”。张学良正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

    政策,因此当事变发生时,在东北的荣臻向他请示处置措施时,他便下令不准抵抗。

    1931年10月,日军将进攻重点指向黑龙江省。日军在向省会齐齐哈尔的进犯中,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领导中国军队进行坚决的抵抗,爆发了著名的嫩扛桥抗战。经过半个月的作战,日军虽占领了齐齐哈尔,但却付出了4000多名官兵的伤亡代价,这是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所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日军在占领齐齐哈尔后立即将锋芒转向辽西,准备夺取锦州。锦州当时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所在地,集结了2万多东北军。日军参谋部认为:“只有消灭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势力,才能有希望解决满洲事变”。因此,日军极为重视对锦州的进攻。

    日军先是用飞机轰炸锦州,然后增调4万多兵力于12月2日展开进攻。驻锦州的东北军稍加抵抗便奉令于29日撤往关内。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

    日军进攻东北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哈尔滨。日军在占领齐齐哈尔后,之所以未就近先攻哈尔滨,而是南下攻打锦州,主要担心会与苏联发生冲突。但是1931年10月29日苏联向日本明确表示奉行“不干涉主义”,11月苏联方面再次向日本重申不干涉主义的立场,这就完全解除了日军进犯哈尔滨的后顾之忧。1932年1月28日,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向啥尔滨出兵的计划。2月2日,日军逼近哈尔滨郊外。李杜领导的当地抗日部队经两天抵抗,不敌日军,5日即撤退,日军占领丁哈尔滨。至此,经过4个月零18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一十东省特别行政区,共约11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