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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发布时间:2016-10-18点击: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这里,虽然魏徽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徽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徽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情,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呜。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
 
    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优,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
 
    “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徽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徽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五月,他上琉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徵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徽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呢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